Sociological Lab

图片转自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 Africa Mining Plc）官方网站。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是中国有色矿业集团和赞比亚联合铜矿投资控股公司（ZCCM Investments Holdings Plc）为重新开发关闭13年的谦比希（Chambishi）铜矿而共同在赞比亚投资设立的矿业公司。谦比希铜矿矿区由主矿体、西矿体、底盘矿体和东南矿体组成，共探明铜金属储量500万吨，平均铜品位2.19%。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 全球中国的幽灵 》。

作者：Ching Kwan Lee

资本的类型

20世纪90年代末，外国投资如浪潮般涌入赞比亚。这使这个非洲国家进入了一个由全球资本利益集团、多党制选举以及通过资源民族主义表达典型民众不满所构成的竞争激烈的国家。然而，“外国投资”这一类别需要细分。在赞比亚，政府和民众对外国矿业公司的确定和批评，通常根据其起源的国家。其结果是，种族和民族性往往成为赞比亚人对外国企业的错误行为进行刻板印象分析的便利框架。根据母公司、创始人或大股东的国籍，本研究所调查的三家矿业公司分别属于中国、印度和瑞士。但是考虑到资本利益时，国家标签的隐藏意涵可能远比想象的要多得多。例如，KCM公司在钦戈拉（Chingola）通常被称为印度公司，因为其母公司韦丹塔(Vedanta)在印度成立，并在当地拥有大型矿山和制造设施。但实际上，韦丹塔是一家上市的跨国公司，在伦敦证券交易所(London Stock Exchange)上市，其创始人和董事长通常在英国开展业务。KCM公司的利润最大化目标与基特韦（Kitwe）的“瑞士”莫帕尼公司(MCM)没有什么不同，后者的母公司是嘉能可(Glencore)是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伦敦上市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业务遍及全球。

图片转自美国 ABC广播电台 。中国资本进入赞比亚，为大量的赞比亚本地青年提供了就业机会。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 全球中国的幽灵 》。

作者：Ching Kwan Lee

“双重自由化后（dual liberalization）”的赞比亚

赞比亚地处非洲中部铜矿带的南部边缘。该国人口有 1300 万，主要集中在首都卢萨卡（Lusaka）和一些铜矿区的城镇。尽管赞比亚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人均 GDP 只有 1540 美元，且自给自足的小农产业（subsistence agriculture）是最大的单一雇佣部门。从最早有人定居的历史算起，赞比亚就是不同班图语族群聚居的家园。19 世纪 80 年代，罗德斯的英国南非公司（Rhodes’s 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征服了这个地区——并非没有战争——然后割让给伦敦政府。长期以来,伦敦政府一直统治着这个北罗德西亚地区（Northern Rhodesia）。到20 世纪 20 年代，当地丰富的铜矿吸引了来自美国、英国和南非的矿业金融家；甚至在1945 年，赞比亚的铜出口量占全球总量的 13%。当由肯尼思·卡翁达（Kenneth Kaunda）领导的联合民族独立党（United National Independence Party）于1964 年领导赞比亚取得国家独立时，赞比亚被认为是一个中等收入国家，具有实现全面工业化的良好前景。迈克尔·布洛维(Michael Burawoy)于1972年所撰写的鼎鼎有名的专著《铜矿的阶级成色(The Colour of Class on the Copper Mines)》为我们了解赞比亚矿业在这一时期的状况提供了一个基准参考，有助于我们确认非洲背景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在目前关于“中国在非洲”的分析中常常被抹杀。相隔四十年，我们在同一个矿区进行实地考察。不同的是，在这期间，世界经济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布洛维在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传记中写道，他正在研究从殖民统治中进行转型的阶级利益重整现象：尽管这一“赞比亚化”过程让赞比亚政府获得了51%的矿产资源股份，但还有两家西方公司保持着对赞比亚矿产的寡占控制。布洛维发现，在对外经济依赖的背景下，赞比亚的政治独立造就了一个有缺陷的黑人统治阶级（flawed black ruling class）——他们的利益没有受到外国资本的挑战，而是与外国资本的利益趋同。

图片转自德国新闻周刊 Der Spiegel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 全球中国的幽灵 》。

作者：Ching Kwan Lee

在经历了30年的持续增长之后，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新兴经济体正被其遭遇的瓶颈所扼杀：产能过剩、利润下降、资本过剩、传统出口市场需求萎缩以及原材料的缺乏。这些不平衡迫使中国企业和民众到海外寻找新的机会。而他们的这些举措也得到北京“走出去”政策的鼓励。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尽管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仅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极小一部分，如2000年至2010年，中国对非投资仅占非洲所有外国投资总额的4%，而欧美国家的对非投资比例却高达84%。在随后的舆论争议中，西方媒体制造了一个关于“全球中国的幽灵”的说辞，指责中国试图瓜分非洲。而北京方面则声称只是鼓励南南合作，并没有霸权的野心，也没有要求非洲接受类似世界银行那样的苛刻条件。然而，中西方看似相反的立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的投资与传统的外国投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两者存在差异的话，那么中国资本在非洲的特点是什么？中国资本会给非洲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景？

图片选自国际著名左翼出版社 Verso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下文Erik Olin Wright简称Wright, Mark Kirby简称Kirby

Kirby：你所有的著作都有一个连续性的主题，那就是阶级。你为什么一直坚持阶级分析？

Wright：我一直致力于“阶级的问题化（problematic of class）”。这里有两个主要的理由：首先，也是最重要的理由，是对公平和良善社会的激进平等主义愿景的道义承诺（a moral commitment to a radical egalitarian vision of the just and good society）。激进平等主义是一种广泛而多维的理想，它包括了平等的两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性别分工减弱，男女双方要平等地承担照顾孩子和家庭的世俗任务。并且，人们不能仅仅基于对别人性别的了解，来预测其在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可能责任、地位和权威的位置。激进平等主义意味着深刻的民主，因为它要求政治权力分配的平等愿景（egalitarian vision of the distribution of political power），因此需要制定直接参与政治的体制手段，而不仅仅是那些一步之遥的代议制民主形式（arms-length representative forms of democracy）。还有，激进平等主义意味着致力于终结经济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形式（socially-structured forms of economic inequality），这种不平等植根于人们在社会分工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对这个概念做出精确的界定是困难的，但从广义方面讲，一个激进的平等主义社会意味着经济不平等的两个方面：

• 存在一种非常深刻的“物质福利机会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 for material well-being）”。身处其中的个人之社会地位和天生才能，对其获得物质生活资料的资源和过程没有影响；

• 每个人不管其做了怎样的选择，均能保持体面的生活水准。因此，激进的平等主义意味着对无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以及对减少社会阶级的现实政治承诺。

这种激进的平等主义道德和政治承诺本身并不足以让人们对“阶级问题化”做出表率。毕竟，社会中还存在大量的不平等关系，它们构成了对激进平等主义的道德侮辱，包括两性不平等、种族不平等、全球各地的贫富差距问题等等。因此，致力于阶级分析也是基于一种科学信念：相信阶级不平等本身是激进平等主义项目所面临的最重要的一种社会结构不平等轴心。这是一个十分棘手的判断，正如所有社会科学都声称某些东西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某些东西比其他东西更重要）。我的意思是，阶级不平等和制度再制的不平等（the institutions which reproduce that inequality）都深远地牵涉到所有其他形式的不平等。因此，无论如何，人们都得参与激进平等主义政治项目的一部分，都得了解阶级是如何运作的。这一直是我的社会学研究的中心目标。

图片选自美国著名政论周刊《 国家（ The Nation ） 》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本文是Mark Kirby在2001年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家Erik Wright的访谈，原文发表在 Social Science Teacher 。

观点摘要

“我是典型的婴儿潮一代。我于1947年出生于伯克利。那时二战刚结束不久，父亲在伯克利读医学学位。后来我在堪萨斯的劳伦斯长大，我的父母都都都当上堪萨斯大学的教授。我从11岁起就知道自己以后想成为一名教授。我也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儿——最初受到民权运动引领的政治激进主义的影响，随后在大学时期受到学生反越战运动的影响”。

“在念本科时，我主修的是跨学科的社会科学专业（是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相结合的专业）。然后我跑到了牛津大学学习两年历史（那真是一次激动人心的经历）。1976年，我在伯克利加州大学完成了我的社会学博士学位，并从那时起就呆在麦迪逊威斯康星大学”。

“作为一名学者，我的智识使命是坚守社会理论和社会科学的激进传统。我所发表的作品无不是围绕着重振和重建马克思主义启发下的社会学（Marxist-inspired sociology），尤其当这一理论被应用于对社会阶级的理解时。要是问我对社会现象的看法，我于1994年在Verso出版社出版的《质询不平等（ Interrogating inequality ）》给出最好的总结。在麦迪逊，我经常开设一门面向大学本科一年级和二年级新生的课程，即‘社会学125-当代美国社会’，以及另外两门向高年级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课程，即‘社会学621-阶级、国家和意识形态’和‘社会学651-经济社会学导论’。

“除了做研究以外，我还对骑行有强烈兴趣。在平常时间里，我都会骑上12-15英里，周末则会骑得更多。任何想要和我一同绕着麦迪逊骑行的同好者都该让我认识认识。我也可以给你一些冬季在麦迪逊骑行的小建议（你应该实施芬兰制造的镶嵌式雪地轮胎）。我也会拉小提琴，主要是在聚餐和参加麦迪逊戏剧活动时才表演一番。我有两个女儿，都在上大学。我很怀念她们在家里时的欢闹气氛。”

图片选自哈佛大学2018年的“ 数学营 ”

作者：Gary King

“数学进修营（math refresher）”或“数学夏令营（math camp）”（下文简称为“数学营”）是哈佛大学政府系Gary King教授发起，旨在培养美国政治科学家的数学预科班项目。“数学营”的主要做法是邀请新进被录取的博士生在正式开学前的一两周，参加研究生院开设的数学、统计学、计算机科学以及相关技术课程。哈佛大学政府系从1995年开始就邀请学生参加这样的“数学营”。这些课程没有所谓的成绩，没有个人考勤记录。换言之，参加这个项目是完全出于学生的自愿。但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会选择完整参加整个项目，无论他们的背景或兴趣如何。期间，哈佛大学的正式教员负责组织和教授课程，而高年级研究生负责担任课程助教。

事实证明，“数学营”除了教授学生们具体技术，还有很多实质性的好处，比如让同学们在入学前建立起友谊，让低年级与高年级研究生建立学术联系，让老师和同学展示学习政治科学研究方法的不同途径，以及缩短多数学生从本科自主学习阶段到研究生多人合作阶段的过渡。另外，“数学营”也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范例，说明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院系的教师如何可以一同开设研究生入门训练课程。因此，许多大学的政治科学系和其他院系也逐渐采用相似的“数学营”模式。

图片转自IAS 官网 。上图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外景，下图是爱因斯坦位于高等研究院附近的家，他与犹太难民小孩在一起。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下文简称IAS）是全球领先的基础研究机构。自1930年成立至今，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邀访超过8000名历史学家、数学家、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进行驻院研究，在全球范围内产生惊人的学术影响力。众所周知，爱因斯坦晚年有22年时间生活在高等研究院。杨振宁回忆录《读书教学三十年》对其与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交往有详细的记录。另外数学界菲尔兹奖得主、法国新生代数学家Cédric Villani在其公开日记《一个定理的诞生：我与菲尔茨奖的一千个日夜》中，也详尽记叙驻访高等研究院的经历，包括如何与同行进行数学攻关并最终做出突破性的研究工作。

高等研究院官网展示其创始人Abraham Flexner制定的学术宗旨——“本机构承诺召集一批科学家和研究者，他们可以同其学生和助手一起致力于超越目前人类知识的极限任务，并训练那些可以在这个意义上攻坚下去的人。”

高等研究院的社会科学院成立于1973年，其使命是分析当代社会及其变迁。社会科学院致力于采用多元和批判的方法，从跨学科和国际化的视角对社会进行研究。社会科学院每年邀请约25位具有不同观点、方法和课题的访问学者，为其开展学术讨论和交流提供空间。这些学者来自不同的领域，包括政治理论、经济学、法律、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学等。他们进行各自的研究，并参加集体活动。最主要的集体活动是每周一次的研讨会，驻访学者通常在会上报告自己正在进行的工作。

为促进访问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社会科学院每年确定一个研究主题。被选中的大约一半的学者从事与该主题有关的工作，并为相应的研讨会作出学术贡献。而另一半则从事其他专题的研究。

以下是社会科学院成立至今的年度研究主题：

图片转自端媒体

本文翻译自社会经济高级研究协会(Society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ocio-Economics，简称SASE)的 访谈报告 。

社会经济高级研究协会采访了第一届经济社会学Alice Amsden奖得主李静君（Ching Kwan Lee）教授。

SASE：你的知识体系主要受到谁的影响？

李静君：E.P.汤普森，卡尔·波兰尼，米歇尔·福柯，雷蒙德·威廉斯，安东尼奥·葛兰西，佩里·安德森，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迈克尔·布洛维等等。

SASE：是什么因素驱使你到赞比亚的铜矿和建筑工地去开展研究工作长达6年之久？

李静君：2007年，即我结束中国劳工研究20年之后，我突然对国际媒体关于中国投资者在非洲剥削劳工的报道很感兴趣。在这个全球化的新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我为什么仍然把“剥削（exploitation）”看作是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的企业比非中国的企业更加具有剥削性？其中的剥削行为又是如何发生的？当时中国面临着明显的全球化压力——产能过剩、资源瓶颈以及对新市场有需求。我认为我应该追踪中国资本的足迹，从我自己的研究开始推进到全球研究去。

图左为经济学家Simon Smith Kuznets

本文翻译自经济学学术博客 Readings in Economic Thought

Kuznets于1955年发表在American Economic Review上的论文《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可以说是该期刊自创刊以来引用最高的20篇论文之一。然而这篇论文只有4%的内容来自翔实可靠的经验资料，剩下95%是纯粹的推测，另外还加上一些一厢情愿的想法。

Kuznets的这篇论文尝试回答收入分配不平等在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过程中是增加还是减少，以及解释什么因素决定了收入不平等的长期水平和趋势。由于问题本身的高度重要性，这篇论文开启了探讨经济增长与收入不平等关系的研究领域。

三位与谈人分别是Omar Lizardo, Dan Myers, Rory McVeigh。Omar Lizardo和Rory McVeigh分别为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的主编和副主编，Dan Myers为Mobilization的主编。

本文翻译自2010年2月12日纽约大学公开论坛的笔记“在三大顶级期刊发表论文（Publishing in the Top Three Journals）”。

第一位与谈人：Dan Myers

Dan Myers系美利坚大学教务长、首席学术官（chief academic officer）和社会学系教授，目前担任社会运动领域旗舰刊物Mobilization的主编。

社会学真的有所谓的“三大顶级期刊（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和Social Forces）”吗？Social Forces如今在社会学领域中的地位备受争议。无论如何，大家的认识底线是：（1）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和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比Social Forces更有声望和影响力；（2）但Social Forces对社会学研究生而言仍不失为一个好的期刊。

需要记住三点：

• 顶级期刊上的论文比常规社会学论文（standard sociology paper）更具有新颖性：通常来说，新颖性与建构研究问题的主题和理论方法有关。方法上的新颖性也是好的，但比不上一个新颖的主题或理论那么有必要。

• 这是一个数字游戏：顶级期刊的接受率为10%或更低。因此，你不应该指望顶级期刊能够接受你提交的所有论文。即使是顶尖学者也没有这样的成功率。如果你想要成功，你必须向顶级期刊提交大量的论文——不要放弃，记住！——运气是整个投稿过程中的一部分，特别对于寄送给哪一个审稿人而言。

• 比较完成的论文和发表的过程：就我最近一篇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论文来说，这篇论文此前已经历过7轮的修改。几乎没有人在第一轮的时候就能够让他们的论文得到发表。因此你们必须了解这个过程，并了解如何将R&R转换为发表得了的东西。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是成为顶级期刊的审稿人。把你的名字递交给编辑，要求在你所熟悉的领域进行审稿。如果你写了好的审稿意见，你会被要求做更多的工作。这个审稿过程可以帮助你了解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的过程是怎么样的。你可以通过阅读一篇论文，提出审稿意见，然后阅读其他审稿人的评语和推荐意见。此外，如果论文进入了R&R阶段，你就可以了解作者是如何在修订论文的过程中进行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