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ciological Lab

图片来自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作者：Esther Duflo

本文翻译自Esther Duflo在2011年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术生涯中的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所做的演讲“ How to Find the Right Questions ”。

尽管我现在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简称RCT）紧密相关，但实际上我并非RCT的首倡者，同时我自己也并非从RCT开始职业生涯。

当我还在MIT念研究生的时候，Michael Kremer（当时还是助理教授）已经进军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一代RCT研究——亦即现在教科书里头著名的肯尼亚案例——以及和Abhijit Banerjee合作开展另一项RCT研究。

虽然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前景，但我不认为这是作为研究生的我可以运用自如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我在第二年研究生学期结束时，就收到了两份暑假工作邀请：Michael邀请我参与他的第二项RCT研究。当时Michael正在考虑是否要研究肯尼亚的妇女群体，而Abhijit则建议我和他一同对印度软件行业展开调查。我认为软件行业的调查项目更有可能成功，所以我选择去印度。这么一来，我就错失了第一次在RCT上大展身手的机会。我显然没有看好RCT的发展趋势。

作者：Vincent Pons

本文翻译自Vincent Pons为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斯蒂格勒中心（Stigler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Booth School of Business）官方博客Pro-Market所撰写的文章“ Fighting Poverty With Field Experiments: the Nobel Laureates’ Revolution 。"

在学生时代，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Vincent Pons就立志成为一名经济学家。他那时正和Esther Duflo一起在摩洛哥完成一个研究项目。以Duflo为代表，今年荣获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们成功普及了一种崭新研究方法。它既基于科学的严谨性（scientific rigor），也包含对人们的接触和倾听。

图片转自 DAILY BEAST

Project Censored，一个致力于监督媒体的非盈利组织将他们工作目标定位为揭露“没有成为新闻的新闻及其原因（The News that Didn’t Make the News and Why）”。该组织认为，教育民众充分认识何为真实和自由的新闻及其对民主自治之重要性，是一项必要而崇高的使命。秉持这样的使命，Project Censored在过去的40多年不仅竭力揭露无数阻碍新闻自由的审查制度，还鼓励和支持各种独立的新闻调查报导。与此同时，Project Censored借助其运营的网站、广播和出版物，为提高媒体职业素养和培育公众批判性思维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知识平台。回顾Project Censored发展历程，以媒介研究著称的Sonoma State University社会学系荣休教授、Project Censored创始人Carl Jensen（1929—2015）功不可没。UC Berkeley社会学家Michael Burawoy曾在一系列演讲中称赞Project Censored，称之为公共社会学的典范。

2019年，Project Censored年度报告选题为“抗击假新闻入侵（Fighting the Fake News Invasion）”。通过这一报告，我们似乎看到当今在社会成员互不信任的后真相时代，公共社会学可以做些什么。

作者：Sally B. Kilgore

本文系 Education Next 杂志纪念《Coleman报告》发表50周年的系列评论之一。

如果仅从早期教育经历来判断，James Coleman能同时成为20世纪最杰出的社会学家和若干最有影响力的教育研究著作的作者，这不得不说是令人吃惊的！

Coleman于1926年出生在印第安纳州，然后到俄亥俄州和肯塔基州的路易斯维尔上学。在那里，高中教育几乎没有激发他任何对学术兴趣。甚至可以说，除体育运动以外就再也没有什么活动对Coleman具有吸引力或挑战性。

Coleman青年时期曾在军队服役，退役后在普渡大学获得化学工程学位，往后是到伊士曼·柯达公司工作。然而这项工作远没有满足Coleman的求知欲。工作两年后，他转入了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研究生学位。

后来在一本尚未出版的简要自传中，Coleman如此写道:“我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决心给教育系统‘最后一次机会’。我觉得，我上高中和大学无一例外都失败了。我的老师们坚持不懈地向学生传播知识，可他们当中没有人(除了普渡大学的两位老师以外)对我以及对我如何回应他们的知识有兴趣。”

在研究生阶段，他选择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我决定回到学校，要么专攻物理化学——这是我在本科时特别喜欢的课程；要么专攻社会心理学——这是我在罗彻斯特大学上夜校课程时开始感兴趣的课程……我最终决定选择后者，因为我认为自己相对懒惰，所以选择了对我而言内在兴趣更大的领域，这样便可以在一生中都能吸引我更大的注意力。”

事实证明，给哥伦比亚大学“最后一次机会”是一个正确的选择。Coleman于1955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一年后便进入芝加哥大学任教。1959年，他搬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那里，他成立了后来的社会学系，并于1973年再次返回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尽管Coleman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教育机会均等》，也就是后来举世闻名的《Coleman报告》，但他的“思想胃口（intellectualappetite）”从来都是惊人的。

“Coleman丝毫没有固守单一的研究和学术议程，”Barbara Schneider如是说。Schneider是《重新设计美国教育》的作者之一。“他的兴趣浩瀚无边，他对知识的追求之广和涉猎之深，只能用惊为天人来形容。”除了教育研究，Coleman还开创了数理社会学研究领域，既为理解社会中的权力问题提供了新的模型，也为人类行为建立了一个经得起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双重检验的理论框架。

作者：Paul E. Peterson

本文系 Education Next 杂志纪念《Coleman报告》发表50周年的系列评论之一。

曾有资深同事告诉我，一位学者能称得上明星，至少要包含5方面条件。尽管此前我曾竭尽全力想将此条件修饰为1个方面。但对James Coleman而言，即使按照最严苛的标准，他毫无疑问仍属于明星行列。因为仅看他对学校研究做出的贡献，我们也能轻而易举数出5个方面来。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他乃是《教育机会平等（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一书的资深作者。这本大头部著作由美国1964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和教育部委托撰写。该书发现，非裔美国学生总是被限制在劣等学校（inferior schools），其缘由并非是学校资源因种族构成而异，而是因地区而异。学生成绩并不取决于其所花的学费多少，而仅是略微取决于其所属学校老师的教学经验。同时父母的教育水平和其他家庭背景特征对学生成绩也极其重要的。而在学校中，同龄人对学生成绩亦有重要影响，即黑人如果有机会和白人一起上学，前者的成绩会变得更好，而后者的成绩在混合班级中也不会有所下降。但美国约翰逊政府（Lyndon Johnson Administration）对这一调查结果有诸多不满，打一开始便试图隐瞒这份报告，但后来意识到没有其他学者能够为学校种族隔离问题提供更好的解释。

作者：Peter V. Marsden

本文译自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05年第31期

本文回顾了James Coleman的非凡学术事业和成就，追溯其对后续研究的贡献，并重点关注1995年以后的文献对其作出的评价和定位。作为一名研究社会组织问题的学者，Coleman在教育社会学、政策研究、数理社会学、网络/结构分析以及社会学理论等领域获得了堪称巨大的成绩。可见Coleman在不同学术生涯的著作早已被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工商/管理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同行广泛引用。并且在过去十年间，Coleman关于社会资本的概念厘定工作更具有十足的影响力。而他曾经广受争议的著作《社会理论的基础》如今也获得越来越密集的关注，并为理性选择分析在社会学中谋得一个有限但稳定的学术地位起到不可磨灭的作用。

图片转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杂志Contexts专题页面[《涂尔干永垂不朽！（Durkheim Lives!）》]。

作者：Anna s. Mueller, Seth Abrutyn, and Melissa Osborne

Edwin Jenner博士：自利-失范型自杀的案例

Edwin Jenner博士在丧尸天劫降临后的生活与其他人十分不同。尽管整个社会江河日下，Jenner博士仍能够融入小群体生活中。在世界末日的早期，Jenner博士与其他科学家一同被隔离在疾控中心，积极寻找治愈丧尸的办法。但是渐渐地，科学小组的许多成员都放弃了这个医学拯救计划，选择自尽。最后只剩下Jenner博士和他聪明伶俐的科学家妻子。当他的妻子死于丧尸狂热感染时，他便只剩下一人了。

图片转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杂志Contexts专题页面《涂尔干永垂不朽！（Durkheim Lives!）》。

作者：Anna s. Mueller, Seth Abrutyn, and Melissa Osborne

Rick Grimes：统筹正在分崩离析的社会

在《行尸走肉》第一集中，观众看到主角Rick从昏迷中醒来。他震惊地发现社会在他“昏迷”时瓦解了：一条高速公路上到处都是散落的废弃汽车。而我们通过Rick的眼睛则完全看清楚这幅恐怖的社会场景：亚特兰大市在远处冒起烟火，而Rick到达市中心市，里面除却丧尸空无一人。这座美国主要城市彻底沦为一座鬼城。在宏观社会层面，Rick的所面对的世界俨然失去了其赖以维系的社会整合与道德规范。

图片转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杂志¹Contexts专题页面 《涂尔干永垂不朽！（Durkheim Lives!）》 。

作者：Anna s. Mueller, Seth Abrutyn, and Melissa Osborne

本文译自 Contexts 2017年第16卷第2期

毫无疑问，社会内部的大规模动荡常常给人带来深刻的焦虑。当我们谈到社会剧变时，末日丧尸来袭就是一个极其令人不安的事件。但随着《行尸走肉》这样的电视剧广泛流行，我们中有许多人便有足够的时间开始思考如何应对社会剧变中的人性的堕落。也许我们希望成为拥有超强适应力的那类人，能够娴熟地应对周遭不断变化的环境，并与其他理性人士结成联盟。然而并非每个人都能做到对社会解体的处世不惊。事实上，自杀在有关世界末日的节目中是一个恒常热议的主题。正如《行尸走肉》第一季的结局以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的集体自杀告终。剧中最后一位科学家试图操纵大楼爆炸装置，迫使其同伴加入集体自杀。其中一名角色Andrea更抽泣着说，“你知道一切都结束了。全完了！全完了！”

图为波士顿大学副教授、纽约著名时装模特Ashley Mears及其专著《美丽的标价（Pricing Beauty）》。Ashley Mears在这一著作中以纽约模特行业为研究对象，通过民族志参与观察法研究女性模特的生产过程。图片转自纽约时报专栏 《一个模特教授（A Model Professor）》 。

作者：Catherine Hakim，曾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资深研究员、伦敦政策研究中心和柏林社会科学中心研究员

本文译自 European Sociological Review 第26卷25期

本文提出一项关于迷情资本（Erotic Capital）的新理论，并将这种资本视作第四种个人资产（fourth personal asset）。这种资本是对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重要补充。迷情资本由六项或七项不同的元素组成，其中一项可描述为情感劳动。在富裕现代社会的性文化中，迷情资本越来越重要。它不仅是交友和婚姻市场的主要资产，更在在劳动力市场、媒体、政治、广告、体育、艺术以及日常社会交往中占据重要地位。而女性通常比男性拥有更多的迷情资本，因为她们在这方面付出更多的努力。考虑到男性和女性一生中对性的兴趣存在巨大的不平衡，女性在利用她们的迷情资本方面处于有利地位。当前父权制的一个核心特征是建立“道德”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会妨碍妇女利用自己的迷情资本来获得经济和社会利益。女权主义理论一直无法从这种父权观点中解脱出来，还强化了对女性的性活动、社会活动和经济活动以及女性对迷情资本利用的道德禁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