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传播技术、学术自传、网络社会、权力、都市性

摘要：本文是对我过去50年学术生涯（1965-2015）发表的研究成果的一次自传性回顾。本文强调一条共同的线索以贯穿大量相异的主题，从而把我诸多学术项目聚拢在一起。这条线索即探寻一种关于权力的扎根理论。本文回顾了这一理论的成型过程，但不掩饰其发展过程中的差异和矛盾。我认为权力关系在所有领域中都是社会的基础性关系。在此，我演示了我的研究是如何运用这种取径去研究都市结构和空间的动态；研究信息技术的使用及其结果；研究全球化的过程；研究网络社会这种新型社会结构的构成；研究数字环境中传播与权力的交互作用。最后，我提出了一种网络社会中的权力网络理论，而这一社会我们正身处其中。 导论：为何是权力？

本文是对我过去50年对社会学做出的学术贡献的一次自传性回顾。贯穿整个时间跨度，我研究了许多不同的主题，包括：城市社会学、社会运动、发展社会学、经济危机社会学、当代全球化的起源、结构和动力、抵制和形塑全球化的文化认同之关键作用、信息与传播技术革命的社会维度、一种我称之为网络社会的新型社会结构的兴起、互联网的社会建构和传播的转型、传播空间中权力关系的构成、网络社会中权力及对抗权力(counterpower)的特别动力(包括社会运动在内)。最后一个主题促使我提出一种关于权力的网络理论。

然而先不管这些主题的多样性，我的研究焦点和理论建构核心中的确存在一个念兹在兹的主题——权力及其表现形式的多维性。选择权力作为我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建构的关键主题的理由，源于我早年学术生涯中的一次个人顿悟，即权力对于理解社会的结构化及其动力之初始资源是至关重要的。我认为权力关系是社会的基础性关系，因为它建构和形塑了那些对我们生活加以调控的制度和规则。更重要的是，在任何已知社会中，那些依照自己价值和利益来对统治制度和组织行使权力建构的社会行动者，存在于对任何社会而言都有特殊作用（specific）的一个配置中（configuration）——且这一配置衍生于自有的历史、地理和文化。我把权力理解为关系能力（rational capacity），它能使某些社会行动者以支持其他被授权行动者的意愿、利益和价值的方式，非对称地影响他们的决定。权力以胁迫的手段（以国家之名垄断暴力，无论合法与否），和/或通过文化生产和分配的机制在人们头脑中建构意义的方式，得到了行使。尽管权力关系嵌入在社会尤其是国家的制度中，它渗透在所有人类活动里头——尤其金融、生产、消费、贸易、媒体、传播、文化、医疗、教育、科学、技术以及对空间和时间建构等领域。

那些行使权力的行动者的确如此。他们通过建立法律、制度和沟通系统，来表达他们利益和价值观、塑造社会风尚（social conduct）以及决定什么属陟罚臧否的模式。当然，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线性因果过程。行使权力者（power exercisers）是多种多样的，他们通过寻找利益和价值的汇聚点来运作，并且献身于那些反映以往统治模式的既存制度。此外，制度化的权力及其法规总是面临着他人的抵抗，因为后者的利益和价值没有在统治制度中得到充分的代表：这导致了对抗权力关系的出现，我将此指代为意在翻转（reversing）或重新商议（renegotiating）社会法规的过程，而这些社会法规偏袒在社会制度中拥有结构性统治的行动者。从制度化规范和挑战这些规范持续性的斗争和商议来看，在任何给定时点和任何给定社会中，制度和规范都是国家权力关系的表现。这是一个社会建构与解构的无止境的过程。它总是陷入社会结构的再生产与同一社会结构的转型之间的不稳定均衡中。

涌现于替代价值系统（alternative value systems）的挑战是制造历史过程的核心，它由献身于改革社会的新主体们（new subjects）所谋划。因此，我总是把权力关系看成是社会的DNA，是所有文化的源代码，以及是联接一切事物和最终揭示社会生活进化可能路径的线索。

20世纪60年代末，在我研究工作的早期，上述视角与其说是一种理论，莫不如说是一种主观的取径。我在各种各样的维度和情境下探索了权力的制造和社会运动，因为我不认为只存在一个关于权力与对抗权力的独有位置（如国家和资本）。我诚然没有按部就班，但我运用了我在一个特别领域中所拥有的任何研究机会，去检验我提出的一切社会进程里权力中心性（centrality of power）的假设。正如我接下来将娓娓道来，我对权力的研究始于城市社会学领域，但仅仅因为它是我博士论文的主题，并且还由于我的导师阿兰·杜汉（Alain Touraine）给出了每一个不可抗拒的意见 。然而，我的全部学术视角都是建立在这个项目基础之上，它沿承了我的研究中令我着迷的权力关系之征兆和表现。对此我希望我所揭示的线索能够在人类经验的不同领域中，将那些再三出现的逻辑表现串联起来。

我紧接着的研究基于两个前提：首先是采取一种跨文化研究社会的取径，其次是把我对扎根理论的信奉（embrace）当作一种理论建构的策略。我以理论建构为起点，但仅仅是根据它在发现之旅中的用处，来将其当作修正和系统化的研究工具。这种秉持理论实用主义的观点意味着理论建构总是（且依旧是）我正在进行的一项工作，为此我不再尝试建立一个紧密的理论体系。换言之，我的目标在过去是且现在仍旧是建立一个开放性的理论领域。这个理论领域的边界在持续扩张，且因新发现和视野的不适配而被重新配置。

这些前提（在我的思维和写作中是清晰明了的）导致了两种方法论抉择：一方面，我在许多不同的文化和制度情境下开展我的研究。实际上，我不相信理论的建构仅仅源自一个给定的文化和制度边界范围，且无法超越这个边界而得到检验和修正。我试着避开我所看到的占据着绝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的潜在种族中心主义，对那些有着清楚比较性的研究则除外。这并不是说理论的工具不能应用于不同的情境中，而我所要说的是概括性理论工具的生产必定受到各种各样的情境的影响，如果它声称不光是描述而是要逐步建立一种在其异质性中理解人类的经验。确实是这样的话，我已受益于我自己在许多不同情境中开展工作和研究的个人和学术流动（它有时候强加于我，因为我在弗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是被驱逐出境的）——按时间顺序，分别是在法国、拉丁美洲、西班牙、加州、亚太地区、前苏联、加泰隆尼亚（西班牙）、芬兰以及整个欧盟。这些不是简单的旅行经历，正如本文书目列表所示，诸研究项目催生了许多已发表的专著。我想强调的是这种文化多样性决定性地影响了我分析架构的建立，因为我尝试使它与我所参与的每一个观察领域相适应。

第二个前提过去是且现在仍旧是我慎重选择了从事扎根理论而非宏大理论。这意味着我所有的工作不得不具备一个实证的基础。当然任何实证研究都需要理论的工具和假设；但在我的个案中，我会说，我已比美国社会学和法国情境下所认为我属于的那种社会学家走得更远。我所有的理论钻研均是基于一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实证分析，且具有一种高度兼容并蓄的方法论取径：综合二手资料、统计分析、调查研究以及我作为学术生涯第一等重要的研究者时在许多不同情境中进行的民族志和深度访谈（数以百计）。我总想看清楚在精心推敲的分析背后人类的面目。对此我矢志不渝。

对我的学术项目依目的和手段来展开后，我现在将转向总结我研究的某些领域中对权力的分析，并腾出空间展示我所钻研的一个权力网络理论的更多细节，而这一理论则是扎根于我所概念化为网络社会的跨文化研究中。在此情形下，我将避免在原初研究上强加一个修正后的理论逻辑。换言之，我将强调那些指引我从早期到现在对权力进行概念化的诸多迟疑轨迹，它整合成一个围绕着行动者及其实践的网络的多维度权力结构公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