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图为Otis Dudley Duncan的学术谱系。社会学家谢宇虽然与Duncan没有直接师承关系，但与Duncan有长期深入的学术交往，受Duncan影响深远。

原文来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通讯Footnotes，电子文档见谢宇 个人网站 或加州大学学术参议院（Academic Senate）的 纪念网页 。

作者：Leo A. Goodman, Yu Xie, David L. Featherman, Robert M. Hauser, Halliman H. Winsborough

Otis Dudley Duncan于2004年11月16日在加州圣塔芭芭拉市因前列腺癌病逝。Duncan是20世纪最卓越的社会学家之一，他为高级计量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伯克利加州大学Leo Goodman评价Duncan是“20世纪下半叶全世界最重要的定量社会学家”。

Duncan生前最有名的著作是同已故社会学家Peter Blau在1967年合著的《美国的职业结构》，这本书在次年即荣获美国社会学会最杰出学术著作Sorokin奖。该书对美国第一项全国大型社会流动调查的数据进行定量分析，精确无比地描述了美国父母是如何将社会地位传给下一代，尤其通过影响孩子教育的方式。此后Duncan及其合作者更详细地阐释这份研究，包括解释社会地位是如何通过认知能力、种族以及其他因素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

这本书的影响远不止于职业流动性的分析。通过调查数据和统计技术，该书展示了应如何使用恰如其分的定量方法去有效而严格地分析一个重要的社会学主题。就此而言，这项研究无疑激励了新一代社会学者从事并追求定量社会学，功莫大焉！

威斯康辛大学Robert M. Hauser称，“Duncan对社会分层研究最重要的贡献不是具体的发现，尽管这些发现在过去几十年中一直站得住脚；而是为不断累积的科学工作提供了一个框架，使得在不同时间地点下挑战、拓展和比较这些原有发现成为可能”。

Duncan还将“路径图（path diagrams）”、“路径模型（path models）”和“路径分析（path analysis）”引入社会科学，并在其与Blau合著的书以及其他社会分层研究中加以推广使用。路径分析最早是由著名生物学家和进化理论家Sewell Wright所发明。路径图和相应的路径分析构造了一组方程，以便从统计关系角度来总结复杂的科学想法。Duncan也和著名计量经济学家Arthur Goldberger一起钻研了路径分析与社会科学其他统计方法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路径分析模型和经济学联立方程模型（simultaneous equtions models）以及心理学的验证性因子分析（cofirmatory fator analysis）密切相关。这三种分析特定类型数据的不同方法，可以包含在一个称之为“结构方程模型”的通用框架内。如今，结构方程模型得到广泛使用。

在对结构方程模型的发展作出贡献以后，Duncan研究了社会学研究中的其他高级定量方法。特别是，他是第一位对“对数线性方法（loglinear methods）”作出重要贡献的学者，如今这种方法已在社会科学中盛行；Duncan也对“Rasch模型”有重要贡献，这一模型早前由丹麦统计学家George Rasch提出并应用于教育测试研究。Duncan关于对数线性方法的研究与应用涉及诸多主题并发表在多篇论文中（1974-1985年）；他对Rasch模型及其应用的研究亦复如是（1983-1990年）。

Duncan的社会学兴趣十分广泛，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发展。他在1959年的人口调查中（合作者是已故社会学家Philip Hauser，上文Robort Hauser的父亲）从字面上为社会人口学下了定义。他还同Harold Pfautz一道翻译了Haurice Halbwachs的经典著作《人口与社会形态：社会形态学导论》。他也发明一种衡量职业社会地位的方法，即Duncan社会经济指数（Duncan Socioeconomic Index）。通过与Beverly Duncan合作，两人引入了白人与黑人隔离指数并对芝加哥的种族隔离现象进行彻底的研究。他在人类生态学方面的研究最终出版为一本方法论书籍《统计地理学：分析区域数据的问题》。他还与一群研究生一起，绘制了美国大都市地区之间以及大都市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分层经济与社会关系图，并且还在进行了美国跨性别角色的开创性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后，Duncan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社会测量的基本问题上，主要的作品便是1984年出版的《社会测量笔记》。按Duncan本人的说法，这本书是他最满意的著作。他还为自己写出最先进的数学理论文章而感到自豪——这篇文章解决了当时困扰诸多顶级社会科学家的一个问题：“为何人们口头表达的态度往往与其行为无关？”

Duncan在社会学领域建立了一个新的知识传统。这个传统奠基于人口学的长期传统之上。当一些早期的社会学家试图在社会学中模仿自然科学时，Duncan却不屑于模仿自然科学来寻找社会的普遍规律。Duncan定量社会学的新范式的中心原则是经验实在的优先性（primacy of empirical reality）。定量工具不是用来发现或解释所有个体行为的普遍规律的，而是用来总结组间差异的经验图式（empirical patterns），同时暂时忽略组内的个体差异。这样的例子包括：按种族和性别分组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按种族分组的居住隔离、代际社会流动性、离婚和同居趋势、单亲对儿童的影响以及不平等的加剧。随着时间推移，社会学家可以通过增加分析的复杂性来提高他们对世界的理解。

对于研究生而言，Duncan可谓传奇般的导师。他的许多学生继承他的衣钵继续对定量社会学作出重要贡献，并且都在成为社会学家的职业生涯上获得巨大成功。在临终前，Duncan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他谈到自己。认为自己一生的所有成就中，最值得自豪的事情莫过于他的许多学生同样在量化社会学方面取得杰出的成就。Duncan生前获得无数的荣誉和褒奖，他被选为美国最重要三个学术团体的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美国哲学学会。他还被芝加哥大学、威斯康辛大学和亚利桑那大学授予荣誉学位，并在1968-1969年担任美国人口学会主席。

Duncan在1921年12月2日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诺科纳。他在俄克拉何马州的蒂尔沃特接受了大部分的大学预科教育。1941年，Duncan在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次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随后于二战期间在美国陆军服役三年；1949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他曾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亚利桑那大学、圣塔芭芭拉加州大学社会学系任教。

1987年退休以后，Duncan还积极从事电子音乐创作，撰写音乐理论文章以及设计计算机图形。在去世之前，Duncan曾短暂回到定量研究并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主题包括神创论的盛行、公众对无神论者的宽容态度、无神论者的人口增长、公众对安乐死和临终病人自杀的趋同意见以及公众对枪支使用的争议等。

Duncan的家庭成员包括他的妻子Beatrice；他的两个姐姐Mary Anne Stone和Barbara Doze；他的女儿Eleanor Duncan Armstrong，一名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著名长笛演奏家。Duncan此前还与Rose Mary Tompkins和Beverly Davis有过婚姻关系，两者早些年也已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