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来自 《经济学人》

很少有经济学家声敢称他们的研究成功扭转了专业领域的基本观念，或者改变政府那些利益攸关的政策。3月16日不幸离世的经济学家Alan Krueger就能够做到这两点。在20世纪90年代初，Krueger和另外一名经济学家David Card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成功挑战了经济学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s），认为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没有导致就业率的下降。1995年，Krueger更在其开创性著作《迷思与测量（Myth and Measurement）》中进一步总结了这项研究。学界一时异议四起，批评者攻击他们的研究动机、数据来源和分析可靠性，但最后不得不承认两人的研究是有道理的。他们的研究工作改变了经济学科和公共政策。这正体现了Krueger作为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的不朽职业成就。

Krueger不是那种咄咄逼人的学者。他为人亲切大方，善解人意。从克林顿总统任内到奥巴马揆阁遭遇20世纪30年代以来最动荡的经济周期，Krueger一直在华盛顿担任劳工部（Department of Labour）首席经济学家，并成功处理了这一系列经济问题。他也经常为《纽约时报》撰稿和在电视节目中出境。他认为，帮助人们理解经济学家的所思所想就是经济学家工作的一部分。

Krueger的工作激情来自经济学的技艺（craft of economic）。他在1987年博士毕业后就获得了普林斯顿大学教职，让他可以在自小长大的新泽西小镇附近工作。打一开始，Krueger就对理解工人的劳有所得问题十分感兴趣。但他也意识到，如果没有对数据进行严谨细致的研究，就无法对这一问题给出满意的答案。Krueger订阅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对每篇论文的研究设计称赞有加。他指出经济学在实证研究的严谨程度方面严重落后于医学和物理科学，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很难在混乱的现实世界互动中进行实验。然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开始琢磨“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s）”的方法。在这种方法中，研究者可以通过一个或许随机的局部事件（localised event）来比较受影响组（affected groups）和未受影响组（unaffected groups）的不同表现，就像自然科学家在实验室对比干预组（treatment groups）和对照组（control groups）那样。

David Card和Krueger运用这种方法来研究不同的影响作用于最低工资的效果。而当时绝大多数经济学家都坚持认为劳动力市场或多或少是充满竞争性的，即工人很容易离开那些支付薪酬太少的公司，而公司也不得不接受普遍的市场工资水平，并且只会雇佣那些对薪酬要求合理的工人。因而设立更高的最低工资最终将导致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从而直接造成就业率的下降。但是事实果真如此吗？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全国最低工资水平（national minimum rates）就少有增加并且增幅很小，很难无法克服通货膨胀的影响。于是一些州通过提高本州的最低利率（minimum rates）来做出回应，这正好为Card和Krueger创造了自然实验的条件。两人研究了1992年新泽西州最低工资的提高对快餐店就业的影响，并以邻近并未增加最低工资的宾夕法尼亚州作为对照。结果是，他们没有发现最低工资提高对就业有任何负面影响。

尽管关于这项研究的争论持续了多年，但其学术影响是不容置疑的。它开启了自然实验研究的大门，引起了社会科学家对劳动力市场竞争问题的争论。Krueger的毕生贡献正在于此。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力市场本身可能一点也不具有竞争性，这或许因为工人寻找和转换工作的成本很高，更或者因为大公司垄断了市场或串通起来压低工资。在去年8月的一次访谈中，克鲁格引用了一系列新近研究，指出工资增长的持续疲软正是工人议价能力太弱的有力证据，因而导致美国经济遭到损害。但他也深思熟虑地告诫，将这种动态变化归咎为“市场不完美（market imperfections）”是错误的，因为亚当·斯密本人就认为劳动力市场是这样运作的。

Krueger的论文探讨了教育、种族和技术因素对工人就业前景的影响，这些论文在研究中常挖掘出新颖的数据资源。他曾将美国阿片成瘾危机（opioid-addiction crisis）与劳动力市场参与率下降(尤其男性)联系在一起。他也和导师兼普林斯顿大学同事Orley Ashenfelter一起参加美国的双胞胎节日盛典，从而利用双胞胎的基因相似性来研究教育对收入影响，并成功分离无关的干扰项。Krueger的好奇心大得不可思议，他曾对形形色色的研究主题均有广泛涉猎。911恐怖袭击以后，他意图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让人甘愿成为恐怖分子。在2007年的专著里，他指出政治镇压而非缺乏经济机会，才是煽动恐怖主义的罪魁祸首。他也研究了娱乐产业，试图了解技术和全球化对流行音乐的经济的影响，而听流行音乐正是Krueger本人的一项爱好。这本书名为《摇滚经济学:音乐产业可以教给我们经济学和生活的秘密之旅（Rockonomics: A Backstage Tour of What the Music Industry Can Teach Us about Economics and Life）》，原计划于今年6月出版。

Krueger经常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Daniel Kahneman合作，后者开创了心理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Krueger研究了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希望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刻画人生中最重要的事件。毕竟，经济进步的目标正是要帮助人们过上更满意的生活。然而要持续推进这种愿景，政府和学者都需要可靠的数据。这也是Krueger毕生都在传达的信息。Krueger作为经济学专家的榜样鼓舞了无数的年轻学人，年轻一代的不断成就正是对Krueger最好的纪念方式。

Krueger的不幸去世，对整个经济学科和美国的公共政策界，都是无可置疑的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