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自美国社会学会官方杂志Contexts专题页面[《涂尔干永垂不朽！（Durkheim Lives!）》]。

作者：Anna s. Mueller, Seth Abrutyn, and Melissa Osborne

Edwin Jenner博士：自利-失范型自杀的案例

Edwin Jenner博士在丧尸天劫降临后的生活与其他人十分不同。尽管整个社会江河日下，Jenner博士仍能够融入小群体生活中。在世界末日的早期，Jenner博士与其他科学家一同被隔离在疾控中心，积极寻找治愈丧尸的办法。但是渐渐地，科学小组的许多成员都放弃了这个医学拯救计划，选择自尽。最后只剩下Jenner博士和他聪明伶俐的科学家妻子。当他的妻子死于丧尸狂热感染时，他便只剩下一人了。

由Noah Emmerich饰演的Edwin Jenner博士是中这次疫情爆发后的幸存者。他的职业身份是美国疾病控制中心的雇员和医生。虽然他仅在两集有出场，但温被证明是一个非常聪明、有决心和关心他人安危的人，并致力于将医生职能进行到底。与其他在疾病爆发之初逃离疾病控制中心或自杀医生不同的是，Jenner博士选择留在疾控中心并尽可能长时间地工作。往后的剧情显示，他这样做只是出于他深爱但不幸牺牲的妻子的请求。

不过，Jenner博士还是坚挺了下来。他坚信自己是整个社会的最后希望，并向妻子保证会继续寻找治疗方案。当一次实验室事故毁掉了最后一批丧尸样品时，这个希望就宣告破灭了。Jenner博士对着电脑荧屏记录下无比的哀怨与消沉：“TS19样品被毁掉了。这个损失再怎么夸大都不为过……我甚至不知道为何要和你对话，我打赌没有任何一个狗娘养的能够听到我的话……好吧。我想我明天会把自己打脑袋打开花。”

因此，Jenner博士实去了他赖以维系的社会联系：整个社会、他在疾控中心的工作小组以及他的家庭。这些亲朋好友同事的相继离去摧毁了Jenner博士的自我意识，这是他作为一名科学家和丈夫所不能忍受的。他感到强烈的绝望和悲伤，同时也为自己不能找到治疗方法而感到羞愧和内疚。但他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时，他的死代表了一个理想的、典型的自利者的失范型自杀。他失去了社会联系，感到生活毫无意义。因此，本文根据Jenner博士的情况提出一个有点相反的命题：

命题2：在快速分裂的社会变革面前，人们失去的身份依赖越多，他们所受积极影响的来源便会越来越弱，因此自杀的可能性就越大。

Proposition 2: The more identity attachments lost in the face of rapid disintegrative societal change, the weaker the sources for positive affect will be and, therefore, the greater the vulnerability to suicide.

案例对比，提出新理论

总之，前警长Rick和疾控中心科学家Jenner的案例使我们更深入理解了群体层级与个体相联系的可能机制，并指明从小群体到整个社会中寻找多重社会整合来源的重要性。对于前者，这些角色的经历正说明，个体身份认同对塑造他们对社会群体特征的情感反应是多么重要，尤其是在社会动荡之时。可见，在丧尸灾难降临的新社会秩序下，Rick的身份得到了重新确认，而Jenner博士的身份则被摧毁。于是Jenner博士只感到恐惧、羞耻、悲伤和绝望，而Rick则可以用爱、自豪和目标感来纾缓他对社会混乱的恐惧。如果Jenner博士的损失没有和他的身份那么紧密联系在一起，或许他也可以安然地熬过这场天劫。Rick背后还有他的家人和一个小社会群体，Jenner博士什么都失去了。

《行尸走肉》的思想实验为涂尔干的自杀论理论提出了一些改进，也为今后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议。首先，我们的分析表明，整合和规范最好应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实施；因此，我们主张抛开社会学对个人主义与失范自杀的关注，倡导研究群体层面的整合和规范如何影响整体自杀风险。其次，认清整合和规范既具备避免自杀倾向的功能、也具备推助自杀倾向的作用，则更有经验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不应只强调整合和监管的正面价值而忽视其负面价值。最后，我们认为整合和规范是通过个人身份认同而与自杀风险联系在一起，探索身份认同如何调节整合、规范和社会群体的经验事实可谓至关重要。重新阐释涂尔干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理解如下关系：个体如何感知以及生活是否值得过这两件事在某种程度上乃取决于社会群体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