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来自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

作者：Esther Duflo

本文翻译自Esther Duflo在2011年为美国经济学会的“经济学学术生涯中的女性地位委员会（Committee on the Status of Women In the Economics Profession）”所做的演讲“ How to Find the Right Questions ”。

尽管我现在的研究议程（research agenda）与发展经济学领域的随机控制实验（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简称RCT）紧密相关，但实际上我并非RCT的首倡者，同时我自己也并非从RCT开始职业生涯。

当我还在MIT念研究生的时候，Michael Kremer（当时还是助理教授）已经进军发展经济学领域的新一代RCT研究——亦即现在教科书里头著名的肯尼亚案例——以及和Abhijit Banerjee合作开展另一项RCT研究。

虽然我发现这个方法非常有前景，但我不认为这是作为研究生的我可以运用自如的一个方法。事实上，我在第二年研究生学期结束时，就收到了两份暑假工作邀请：Michael邀请我参与他的第二项RCT研究。当时Michael正在考虑是否要研究肯尼亚的妇女群体，而Abhijit则建议我和他一同对印度软件行业展开调查。我认为软件行业的调查项目更有可能成功，所以我选择去印度。这么一来，我就错失了第一次在RCT上大展身手的机会。我显然没有看好RCT的发展趋势。

我觉得如果我去肯尼亚工作，这极有可能会占用我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使我几乎无法开展自己的研究。我非常热衷于为自己量体裁衣制定研究议程，当中的原因莫过于考验我是否真的适合从事研究工作。我为MIT的课程做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是在法国获得硕士学位的，这可比大多数美国学生在获得博士学位前所研修的技术性课程要多得多了。

因此选择的理由就显得十分简单。但是，当我试图为计量经济学必修课程撰写一篇学期论文时，我经历了一次与绝望擦身而过的感觉（I had experienced a brush with despair）。我对某个主题的初始想法是相当模糊的；我已经运行了一些回归模型，但是当我要解释它们的意思时，我的头脑卡壳了。在论文提交前的两三个星期，我认为它不可能成型为论文，我必须尽快找到一个合适的解释或者改变选题。大约有一个星期时间，我两样都做不成，不得不彻底“摊手”。最后，我决定使用一个不同的数据去复制另一篇论文。但就在那一周，我强烈怀疑自己是否真的能靠做研究谋生。

“常常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许多青年学者似乎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某个特定的主题，或者即使他们的确知道选择的原因，但似乎是基于错误的理由而选择它。”

我随即向我的哥哥Colas咨询如何开始学术生涯——尽管他是一名在法国教哲学的教授，但他仍然是我见过的最实事求是和务实的人，他给了我两条忠告。

第一条忠告是：“每天写一页”。他的论文就是这么写出来的。他会在日历上画一个十字，这样每天写两页就可以让他在第二天有一个喘息的机会。他还允许一些“欠款（欠下的写作页数改天补足）”。但这个规划意味着他每年平均要写365页，几乎等同于两篇博士论文（法国的博士论文通常很长！）。当然，这一原则应用于经济学时要进行一些调整，因为写作本身并不像前一步的分析工作那么重要。但是基本原则是必不可少的：学者必须获得缓慢但稳定的进步（slow and steady progress）。每天写一页论文，这样确实留下了充足的时间让我们来准备如何写作、如何开展初步研究以及如何思考著书的整体计划。但它提供了一个结构来实施持续的进步。一个学者可不能无休止地等待大创意的到来，而是要通过开展一项研究主题，学习更多关于这个主题以及相邻主题的知识，并逐步将这些知识点连接在一起，进而搭建一项研究议程。（伏尔泰是我哥哥最喜欢的哲学家，他在小说《老实人》一书的结尾告诫我们：“培养好你们的花园（Cultivate your garden）！”这本小说讽刺了漫无边际的抽象推理。）

第二条忠告是：“写一本你想读但还没有人写的书（或文章）”。这听起来相当显而易见，但常常令我感到吃惊的是，许多青年学者似乎并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研究某个特定的主题，或者即使他们的确知道选择的原因，但似乎是基于错误的理由而选择它。他们只是先偶然发现一个数据，然后再去为数据量体裁衣找一个问题；他们想尝试一些特定的技术，认为这是一个合适的方式让他们这样去做研究；或者他们放弃了所有他们认为能够回答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看起来太“小”了。总而言之，这些活在最好的情况下就是无聊生活的一个诀窍，但在最坏的情况下就成了一场灾难。你很快便会发现（如果你还没有发现的话），致力于自己的研究就是对你生活所有其他事项的最好奖励：撰写审稿人报告、教学和咨询、在各种委员会任职等。所以说，你的研究首先必须足够让你兴奋，让你感到享受！还有什么比在写作时读到一篇好文章更好的事呢？！

也就是说，我非常幸运地找到了我想阅读但还没有人写的文章，而且不只是一两篇，而是一整个系列。因为在我攻读博士的第二年，John Strauss和Duncan Thomas开始以手稿的方式散发他们为《发展经济学手册》撰写的关于人力资源经济学的评论章节。

这是一篇1993年以前发展经济学文献中关于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家庭行为的大师级调查。对于一个在劳动经济学领域受到Joshua Angrist和Stephen Pishke教诲，以及在发展经济学领域受到Abhijit Banerjee和Michael Kremer耳提面命的研究生而言，两件事情在我面前已十分明显：这个问题再怎么权重也不为过，但现成答案却不能令人满意。Strauss和Thomas非常明确地指出他们所汇报论文的局限性，但他们必须把已经放在那里的素材写出来。

例如，有许多论文回顾了人们受教育的各种结果（收入、生育意愿以及子女健康等）。但是，虽然这些关于劳动力的文献充满了纠正“能力偏误（ability bias）”的尝试，且这种偏误在富裕国家中往往并不存在，但在发展中国家文献中，尚未有一篇文献能够令人信服地纠正“能力偏误”问题。初步看来，在发展中国家中，“谁能够上学”可能是更加重要的问题。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论文表明，男性和女性似乎在资源消耗方面有所不同，但那些掌握更多资源的女性很可能生活在不一样家庭。这个问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

这太棒了！我的面前似乎有一整片研究空白。我只需要在Strauss和Thomas的综述中找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便可以有效地通过在我刚在劳动经济学中学到的方法（自然实验、工具变量等）来加以解答。当时我面临很多工作要做，但一切看起来都相当可控：这是我“一天一页”的日程安排。

我再次感到幸运，因为我实际上错误地估计了这份工作的简单程度，直到很久以后我才发觉这一点。我列了一长串要探讨的问题。然后我开始试图对名单的第一个问题上进行攻关。这是关于“教育回报”问题，我开始着手寻找一个合适的政策工具。基于先验的理由，我认定最好的识别手段是——经由某一项政策的制定，其中一些人的教育成本大幅降低，而另一些人则承担了较高的教育成本。我还认为自上而下的学校建设项目可能是找到这种政策的好途径。于是我开始在MIT图书馆检阅世界银行的报告，寻找一个近期学校建设大幅增加的国家。我从印度尼西亚开始。我用印尼的数据来写我那篇（命途多舛）计量经济学论文，所以我对印尼人有足够的了解，知道他们喜欢大规模的政策。事实证明，他们确实在20世纪70年代掀起了一股学校建设热潮，而且他们在不同地区的做法非常不同。

这对我来说再合适不过。我追溯了参考文献中关于学校建设地点的参考资料。我所需要做的是去印尼复印这本书，以及需要一些钱来购买这个我已知道的大型数据集。世界银行的某位金主很友好地为我安排了后者，我于是从我正在研究软件业的印度绕道而行，前往印尼。当我秋季回到MIT的时候，我遵循一天写一页的原则（且“一天进行一次回归”）。到了十一月份，我的论文就写完了。

当然我后来发现，实际的研究通常要比这个小问题困难得多，事情也往往不会如此简单地解决。我还了解到，印尼的情况是极为不寻常的，并非每一个问题都能对应找到一个自然实验。政府也并非总是能够很好地执行一些大规模政策，以便能够看到其效果。但仍然有许多这样的大规模政策需要被研究，所以在这一点上，我本可以决定颠倒优先顺序，先找到能够评估的政策。但我太专注于我哥哥的第二个原则，以及我在读完Strauss和Thomas的论文后写下的问题清单。我可一直在其他领域一直添加心的问题。（小额信贷对大众福祉的影响？为什么即使化肥很便宜，人们也不去使用它？）

“推动我做研究的仍然是一些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让穷人走出困境？又是什么因素让穷人止步不前？经济政策可以做些什么？”

这就是为何RCT方法会是提升我研究能力的非常自然的下一步。有了RCT，我们不需要等待政府以一种足够古怪的方式实施一个项目，从而回答我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愿意与我们合作的伙伴：它可以是一个已经在开展类似政策项目的NGO，并愿意在一个心得领域随机分配政策干预资金；或者它可以是一个开放的组织，尝试一些全新的东西。当然，这有赖于我们的努力。

每个实验都需要比简单下载一个现成数据付出更多的艰辛。但回报是——实打实的研究议程、真正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们选择政策项目的主要动力。

当然，我也会继续利用自然实验，尤其当他们提出我想要回答的关键的问题时。但与此同时，RCT给我更多的自由去撰写那些“我想读但还没有人写出来的”书和论文。

因为我的研究主要依赖RCT，也因为我与Abhijit Banerjee和Rachel Glennerster一起建立并发展了Abdul Latif Jameel扶贫行动实验室（Poverty Action Lab），RCT便毫无疑问被视为我的研究议程。但我不是一个实验主义者（experimentalist）或计量经济学家（econometrician）：我喜欢RCT，我对推广这一方法着迷，我很高兴许多研究者也开始以新的和有趣的方式运用这一方法。但推动我做研究的仍然是一些简单的问题：是什么因素让穷人走出困境？又是什么因素让穷人止步不前？经济政策可以做些什么？这就是帮助我早起不赖床的东西，即使我常常需要倒时差和感到研究沮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