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转自德国新闻周刊 Der Spiegel

本文翻译自《新左派评论（ New Left Review ）》2014年第89期《 全球中国的幽灵 》。

作者：Ching Kwan Lee

在经历了30年的持续增长之后，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新兴经济体正被其遭遇的瓶颈所扼杀：产能过剩、利润下降、资本过剩、传统出口市场需求萎缩以及原材料的缺乏。这些不平衡迫使中国企业和民众到海外寻找新的机会。而他们的这些举措也得到北京“走出去”政策的鼓励。

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引起了全球的广泛关注。尽管事实上中国对非洲的投资仅占非洲外国直接投资的极小一部分，如2000年至2010年，中国对非投资仅占非洲所有外国投资总额的4%，而欧美国家的对非投资比例却高达84%。在随后的舆论争议中，西方媒体制造了一个关于“全球中国的幽灵”的说辞，指责中国试图瓜分非洲。而北京方面则声称只是鼓励南南合作，并没有霸权的野心，也没有要求非洲接受类似世界银行那样的苛刻条件。然而，中西方看似相反的立场，实际上隐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中国的投资与传统的外国投资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如果两者存在差异的话，那么中国资本在非洲的特点是什么？中国资本会给非洲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它为非洲的发展提供了什么样的前景？

在探讨“中国在赞比亚”的故事时，本文将聚焦两个在有关“全球中国”争论中经常被忽略的问题。首先，中国的海外投资者在非洲处理其在本国不存在的那类政治问题时，不得不经历一条陡峭的学习曲线。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投资客来说，从非洲的资源民族主义（resource nationalism）和敌对工会（adversarial trade unions），再到非洲工作文化形成的道德反抗，这些由非洲国家和工人阶级利益驱动的斗争迫使他们做出妥协和调整。换句话说，中国在非洲的利益和意图必须与其实现这些利益和意图的能力区分开来。其次，这些争论深受西方金融机构与援助国所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影响，并且这一影响发生在千禧年之际中国投资到来之前。于是和其他外国资本一样，中国资本充分利用了已被自由化了的劳动法例（liberalized labour laws）和有利于投资者的政策，但他们也受到新自由主义自身所产生的一些政治反弹的挑战。

我在书中提出的这些论点，均来自于我对中国和非中国企业在铜矿业和建筑业两个行业进行的比较研究。我除了在赞比亚矿城、政府和工会办公室进行的访谈研究外，过去5年时间里，我还在中国、印度和瑞士注册的跨国公司所拥有的铜矿实地现场呆了共6个月。我的实地研究包括跟踪矿坑下和地面的矿场管理人员，观察他们召开生产会议，与外劳们一起住在公司的宿舍中，并参加他们集体谈判。在赞比亚政府的协助下，我接触了主要外国采矿和建筑公司的管理层以及工会、矿工和建筑工人。为了调查建筑行业，我还访问了中国、南非和印度承包商所经营的二十个工地，与200多名经理和工人进行访谈，并进行了一项问卷调查。我还与政府的技术官僚和政客们一起工作，观察他们如何处理中赞关系，并对他们进行访谈。

铜矿业和建筑业这两个产业部门在经营条件方面形成了有趣的对比：铜矿开采是一个资本密集、受地方约束、有工会组织的具有战略意义部门，而建筑业是劳动密集型、不受约束、没有工会组织和不具有战略意义的部门。虽然人们通常认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代表非洲，因为非洲各国有者十分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和自然条件。但有几个原因使赞比亚这个国家成为我们研究的关键案例。其中一个原因是，尽管赞比亚实施了整个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中最快的私有化项目之一，但这个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新自由主义正统观念屈服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其他新上任的具有各种意识形态的非洲政府，在这一时期都不得不接受结构调整方案，成为“没有选择的民主国家，无法兑现他们的选举承诺”。另一个原因是，赞比亚是非洲最大的铜生产国。因此，赞比亚基于与中国建立长期良好外交关系的基础上，成为了中国政府投资的主要目的地和中国对外经营的第一批经济特区。同非洲其他地方一样，中国承包商在赞比亚的建筑业中已经建立了无与伦比的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