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选自美国左翼政论杂志 《雅各宾（Jacobin）》 。

作者：Erik Olin Wright, Mark Kirby

Kirby：在你的文章《什么是分析马克思主义》中，你曾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小组每年九月都会聚在一起，他们自称是“不扯淡的马克思主义组织（no-bullshit Marxism group）”。在你看来，你觉得需要摆脱的“扯淡（bullshit）”到底是什么？这个小组又是如何确保自己能够避免这种“扯淡（bullshit）”？

Wright：当然，“不扯淡的马克思主义小组”这个标签有点自嘲，但它确实触及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实际上，Cohen就“什么是学术扯淡?”这个主题写过一篇有趣而深邃的文章)。全盛时期的“扯淡”马克思主义有三宗罪:

• 首先是模棱两可——包括模糊、混乱和含混不清的论点及分析。“扯淡”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们擅长用花哨的语言和晦涩难懂的术语使论点听起来意味深长。当然，严肃的学术著作往往需要使用专业术语，并且对局外人而言，这些术语似乎是深奥的行话。因此，问题不仅仅在于术语的使用，还在于其使用方式难以被澄清和定义。

• 其次，学术上的不诚实——故意拒绝细致的辩论，拒绝以一种公开挑战的方式来澄清自己的论点，拒绝承认自己的知识和理解中存在差距。这可能是“扯淡马克思主义”最该死的标准，同时也给马克思主义自身带来了恶意的道德谴责。这意味着一个知识分子若要捍卫他或她存有的一些疑问时，没办法与其他人分享他们疑问的立场。当然，当这类马克思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提出论点时，他们仿佛对自己观点的正确性有绝对的把握，并拒绝承认可能存在合理的分歧。也许这只是反映了一种真诚但教条的思维模式，即一个人在这种思维模式中确信这种绝对的确定性。但是，如果这种狂妄自大来自于一个老练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种狂妄自大还涉及到学术上的不诚实——对疑问的压制，以及对某个问题之信念的虚假表述。

• 再次，马克思学——对马克思的正确“解读”相当于对世界的正确理解，从而引用马克思(有时也引用其他古典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列宁)原典被视作为一场实质性辩论中提供论据。当马克思主义更多地作为国家和政党的官方意识形态，而非作为学术工作中的理论范式发挥作用时，这就尤其是个问题！但由于学术界往往也深深地为这种意识形态服务，学术马克思主义者有时也不由自主地采用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论证方式。

当然，对任何具体目标提出“扯淡”的指控都有傲慢的风险，尤其是在强调上述第二方面时。指责一位学者的反对者在学术上不诚实是相当严厉的！这里谨记的重要一点是，这个说法不是指任何具体的实质性论证（any specific substantive argument），也不是指其理论立场的成份（the content of theoretical positions），而是指他们论证的风格（style of argument）！

至于如何避免“扯淡”，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难。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分享你自己的疑虑和保留，尽可能清楚地说明你不理解的东西以及你所做的工作，并为此以一种清晰、系统的方式来提出自己论点。这样，批评者们就能准确地了解到他们不同意的地方。

Kirby：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取向是拒绝接受劳动价值论。这种拒绝可以追溯到新李嘉图主义者（the neo-Ricardians）和斯拉法主义者（the Sraffians）。你认为斯拉法主义事件（Sraffian episode）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怎样的影响？它对你自己来说有多重要？你是什么时候第一次看到这场辩论的？

Wright：首先，我不会完全说“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关键取向是拒绝劳动价值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确实拒绝将“劳动价值论（labor theory of value，下文称LTV）”作为一个令人满意的价值理论，但这仅仅是因为支持LTV的论据不足以令人满意。这并不是因为分析马克思主义任何原则都规定LTV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如果LTV的理论论据连贯而且具有分析性的力量，分析性马克思主义将完全接受这些理论论据，从而使LTV得以复兴。所以，让我再重复一遍：分析马克思主义不是一个拒绝任何具体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论点或概念的学说；它是一种对概念形成、理论建构和实证研究方面有持守立场。它以各种方式支持和挑战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具体主张。

关于新李嘉图主义和斯拉法主义的具体问题，我对斯拉法主义事件的具体历史及其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影响知之甚少，无法具体说明它的重要性。就我自己而言，阅读伊恩·斯蒂德曼（Ian Steedman）的著作《斯拉法之后的马克思（ Marx after Sraffa ）》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让我意识到了一系列反对 LTV 的技术论据，我认为这些论据不能被驳回。这使我一开始就试图研究，即使LTV放弃了作为商品价值解释理论的角色，它还如何继续起作用呢？但后来我觉得我没必要这样做这样的研究，因此我把LTV从自己的领域中排除掉了。

Kirby：英国马克思主义和教育理论家格伦·里考斯基（Glenn Rikowski）认为，他的生活标准是反问自己，如何才能对资本规则造成最大的损害？你到底认为你怎样才能对资本造成最大的伤害，你觉得这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活可以接受的道德基础吗？

Wright：我认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based on Marxism）’的正确生活方式是对资本造成最大伤害”这样的观点，取决于人们是否继续相信经典历史马克思主义（classical historical Marxism）的核心论点，即社会主义(以及最终的共产主义)是资本主义内在的未来，其已包含在资本主义之中，并由资本主义的矛盾所孕育。坚持这一观点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让我更系统地解释一下。

经典的历史唯物主义（classical historical materialism）是一项划时代的关于历史演变长期轨迹的理论。其核心主张即资本主义与以往所有的生产方式一样，从长远来看都遵循着一条确定的发展轨迹。这一长期发展轨迹的关键特征是，资本主义一方面逐渐破坏了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其自身的再生产)，另一方面也创造了另一种社会形式的代理人(即工人阶级)和后者产生的物质条件。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的内在趋势，是建立在资本主义“运动规律”之上的而非特定历史环境偶然的属性。资本主义的矛盾最终将摧毁资本主义，它创造了劳动阶级，这个阶级将成为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工人阶级将成为能够构建社会主义替代方案的新统治阶级。如果人们相信所有这些——如果历史沿着一条确定的轨迹发展，那么从长远来看，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不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因此将被一种更高级或更优越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那么那么加速资本主义的灭亡只能是一件好事情。摧毁资本，等同于加速社会主义的到来和实现人的解放。

如果人们对这种对资本主义未来将要灭亡的乐观愿景缺乏信心，对平等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选择的内在存在缺乏信心，这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复杂。人们一旦开始相信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不会直接产生替代其自身的激进民主和平等主义之条件，而是认为后者必须是集体行动的结果，尤其人们相信资本主义有诸多可能的未来，那么对于那些军事化反资本主义者而言条件就已经不够了——只考虑对资本造成最大的损害——如果人们还想要增加这种解放未来的可能性的话。可以想象，那些旨在对资本造成最大破坏的攻击，其自身可能会使资本主义的运作得更加糟糕，导致更高的失业率，更广泛的贫困等等。它甚至可能使资本主义在政治上更加脆弱。但是，这一定会增加社会主义的前景吗？

我认为，积极和创造性地思考在资本主义内部构建替代资本主义理性（capitalist rationality）和资本主义不平等（capitalist inequality）的基础，比单纯地削弱资本主义要重要得多。或者更准确地说：有效的反资本主义方式，是挑战资本主义并建立替代方案，而不是简单地削弱资本主义。我们所需要的是过去所谓的“非改革主义的改革（non-reformist reforms）”，这种社会变革在世界上是可行的(因此它们是改革)，但更重要的是这种改革预示着更多解放的可能性。这样的例子包括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地方治理中授权形式的参与民主制（empowered forms of participatory democracy），以及加强资本投资控制中的民主代理人作用(如“养老金社会主义pension fund socialism”)等等。仅仅对资本主义造成破坏是不够的，这样做也很难建立起一种社会运动。我们需要一种可行的、可持续的替代方案来真正挑战资本主义。

Kirby：艾伦·卡林（Alan Carling）为“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rational-choice Marxism）”提供了一个关键的基础：“社会是由被赋予各种资源的个人所组成的，他们试图在各种行动方案之间进行理性选择”。对于这种说法，你认为马克思主义者应怎样看待？

Wright：这种说法并不是特别的“马克思主义”。使“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的理由有三项:

• 其研究的问题。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将这些工具应用于研究剥削(exploitation)、阶级结构（class structure）和阶级形成(class formation)、社会主义转型的过渡成本(the transition costs of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the transition from feudalism to capitalism)、资本主义雇佣契约的内生权力关系性质（the nature of the power relations embodied in the employment contract in capitalism）等问题。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在规范上植根于马克思主义与平等主义、民众价值观相联系的议程。

• 支配个人与他们“被赋予”的“各种资源”的社会关系性质的观点。首先，Carling有句话就包含这么一个标准主张，即人们在做出选择时拥有不同的资源。而每一个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这一点。使这个标准要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首要理论，正是这样一种特定的资源———资本资源。其次，将个人与这些资源联系起来的特定产权形式对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产生了影响。人的“禀赋”正是未被详细说明的关系。我认为重要的是，管理人民与这些”天赋”资源之间关系的权利和权力性质，以及在这些权利和权力基础上建立的社会关系之影响。

• 决定个人作出选择的”各种行动方针（various courses of action）”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最后，理性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根源在于认识具有不同“禀赋”的个体所面临的可选择的社会结构的“可行集合（feasible set）”。这个可行集合是由特定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所提供的，而不是来源自一个简单的自愿协议世界中漂浮的原子化个人。这意味着一些行为者的最佳选择，已涉及与其他行为者的选择之间的内在利益冲突。这些冲突在人们选择过程中制造了深刻的对立。

总而言之，用最正式和最无内容的方式说，在“理性选择”中没有任何明显的马克思主义。就像在多元统计方程中，或在认知失调和信仰形成的心理学理论中，就业没有任何明显的马克思主义一样。但是，当内容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添加时，所有这些都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

Kirby：分析马克思主义与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不同吗？如果真有不同的话，我们怎么看待这件事？

Wright：我认为理性选择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阐述某些重要微观基础的方式之一。但是这些模型的使用根本不等同于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更广泛的框架（much broader framework）。有人可能会说，分析马克思主义允许探索理性选择理论的可能性和局限性，并且认为后者是一种为阶级分析建立良好微观基础的方式。但分析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规定理性选择是这样做的唯一方式，更没有认为理性选择是这样做的最佳方式。

让我来解释一下理性选择理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事实上，我更喜欢一个不同的名称：不用理性选择理论，而是用具有微观基础的理性选择模型。为什么我要把这里的术语从“理论（theory）”转移到“模型（model）”？“理论”一词的使用可能暗示了某些人的主张，即理性和有意向的选择具有解释所有的社会行动及其社会结果的充分基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荒谬的想法，而且很少有人——甚至包括那些在理性选择传统下从事研究的学者——真正赞同这个想法。个体常常是不理性的，他们常常在没有做出有意识选择的情况下行动。此外，社会结果是个人作出选择(理性与否)及其背后社会结构环境的共同结果。因此，更好的办法是将理性选择看作是一种建立社会互动微观层面的解释性模型（explanatory models of the micro-level of social interaction）的方式，这种模型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者所关心的许多问题提供深刻的见解。

理性选择模型是人类行为和相互作用的模型。它假定行为者有意识地作出选择，能够系统地考虑到不同选择所具有的潜在回报(“成本和收益”)，并在此基础上作出选择。在更为复杂的表述中，行动者被视为在一个各类决策者都在进行相同算计的世界中进行互动。而这种更为复杂的策略互动模型(其中考虑了他人的预期选择)被称为“博弈论”。这些模式中的任何东西都不依赖于阶级关系、生产方式或马克思主义的任何其他组成概念。因此，在这些模型中没有任何具体的马克思主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理性选择模型是不合适于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只要人们相信，在某些情况下，人类行为者有意识地作出选择，并且至少有时试图理性地评估替代行动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理性选择模型对于马克思主义就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即使人们不相信这些模型，理性选择模型仍然是有用的，因为它们有助于更精确地描述非理性和无意识行为的本质)。

对任何人来说，成为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并立即拒绝理性选择模型是令人惊讶的，因为这些模型事实上已被证明是强大而有用的。正如我所提到，马克思在他自己的著作中确实也使用了许多理性选择的解释。但这并不意味着分析马克思主义暗含所有解释都可以包含在理性选择之下，或者说理性选择为所有问题提供了法则性的微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