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行业资讯

• 《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中国算力网的全球视野与自主之路》： https://mp.weixin.qq.com/s/F7pU05crIc8kan-P1wd6bw

• 《中国经营报｜硅谷10万人失业，都是AI惹的祸？》： https://mp.weixin.qq.com/s/5SsKMWt6CyqgIUbNddHNtQ

• 《新周刊｜哪有什么“算法对立”，你只是想在“茧房”里躲一躲》： https://mp.weixin.qq.com/s/d1qc3M-F8z86Dzp4Rj5rsA

• 《19号商研社｜狂奔的山姆，超载的骑手》： https://mp.weixin.qq.com/s/iPbrXWnVVvxIY8UBxhzicg

• 《南方人物周刊｜不愿被人打开餐箱的女骑手，写下颠沛的人生》： https://mp.weixin.qq.com/s/8sdtDLt0PCGCg52QTC9oSA

特别推荐

• 《导筒directube｜周浩新作〈工厂〉，年度最重要华语纪录片之一，中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份珍贵档案》： https://mp.weixin.qq.com/s/Iq3bvA5zLmQjHjPpM9hqdg

  推荐语

  周浩是中国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纪录片导演。其代表作《高三》《龙哥》《棉花》《厚街》《书记》《大同》《孤注》等均采用长期跟踪拍摄方式，将镜头对准基层官员、异乡人、街头混混、底层劳动者、社会边缘人等群体，真实记录了转型期中国社会各阶层面貌，影像风格直接、朴实、凌厉，形成极具文献价值的影像档案。

本周学术资讯

• Hanley, M., & Wohl, H. (2025). Producing shifting personhood: How designers anthropomorphiz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ig Data & Society, 12(4). https://doi.org/10.1177/20539517251392067

  导读

  AI的拟人化特征是如何形成的？AI设计师如何塑造这些特征，以影响用户体验？这项研究通过对21名来自主导科技公司的语音助手设计师（如Siri和Alexa团队）的深度访谈，揭示了AI人格的奥秘。研究发现，设计师会策略性地构建所谓的“流动人格（shifting personhood）”，让AI在不同交互时刻展现不同程度的人类特质。他们通过选择性地植入各类社会身份（如将设备定位为服务者角色）和个人身份（如保持性格一致），来平衡功能需求、市场目标和公司价值观。并且，设计师会刻意模糊年龄或地域等社会类别，以扩大用户群。但他们在争议话题上会让AI声明公司立场而非自身意见。

• Hofmann, E., Stawarz, N., Rüger, H., & Mulder, C. H. (2026). The income returns of moving for work: Does distance matter? Population, Space and Place, 32(1). https://doi.org/10.1002/psp.70145

  导读

  工作迁移的距离是否真的影响收入回报？这项研究利用德国2001-2020的社会经济追踪数据，分析迁移距离和性别对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迁移距离越长，收入回报越高，特别是当迁移超过200公里时，收入增长出现显著跃升。尽管女性迁移者的整体收入增益低于男性，但长距离迁移带来的额外回报在男女间没有差异。数据显示，短距离迁移的收入提升有限，有时甚至被住房成本抵消，但长距离迁移能带来实质性经济收益，且这一模式不受区域或劳动力市场结构影响。

• Maida, A., & Weber, A. (2025). Do gender board quotas matter for working mothers? Evidence from state-owned firms in Italy.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52(105520), 105520.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5.105520

  导读

  企业中董事会中，女性董事的增加是否能改善职场女性的处境并提高生育率？这项研究聚焦2013年意大利对国有控股企业实施的董事会性别配额政策，利用匹配的企业董事数据库与覆盖意大利全国员工的社会保障记录，构建了2008-2019年的面板数据，用以分析该配额政策的影响。研究发现，虽然配额政策显著提升了目标企业董事会的女性比例，但它并未转化为对职场母亲的实际支持。研究进一步检测生育率、产后工作留存率、自愿育儿假使用情况以及产假后的工资变化，均未发现政策带来任何显著改善。这意味着，仅仅增加董事会中的女性人数，不足以改变企业内部根深蒂固的工作文化，或推动实施真正有利于家庭的政策。

• Murphy, F. X., & Turner, S. (2025). Work boots to combat boots: Mass layoffs and military enlistment.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000–000. https://doi.org/10.1086/732775

  导读

  如果本地经济遭遇大规模裁员风暴，走投无路的年轻人会把参军当作救命稻草吗？ 这项研究通过分析涵盖美国陆军入伍记录、劳工统计局裁员数据以及军方招募人员配置信息，分析裁员危机对年轻人入伍参军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性大规模裁员显著提升了当地年轻人的陆军入伍率。这种增长主要源于青年人在就业机会骤减后主动选择参军，即所谓的劳动力供给响应，而非陆军刻意在失业严重地区加强招募力度。研究还发现，这种“从工装靴换军靴”的趋势在仅有高中学历的青年群体中尤为突出。并且军事入伍作为应对经济冲击的渠道，其调节作用在规模上可与年轻人转向社区大学深造相提并论，是一种有助于化解失业危机的社会缓冲机制。

• Henriksen, L., Lunding, J., Ellersgaard:, C., & Larsen, A. (2025). The hardcore brokers: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in Denmark’s corporate elite network. Sociological Science, 12, 769–803. https://doi.org/10.15195/v12.a31

  导读

  企业精英在民主治理中由谁代表？这项研究基于丹麦2010-2015年数十万家企业董事会成员数据，通过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企业精英参与政治决策的过程。研究发现，在丹麦企业成员参与形成的政府委员会政治网络中，近半数成员来自中小企业或子公司，这些董事更可能参与政府决策。并且其所在的网络位置能显著弥补小企业董事的资源劣势，使其政治影响力媲美大企业同行。研究还发现，单纯增加大企业董事比例未必提升代表权，但若董事具备跨规模企业的连接角色，其对政策制定的参与度会大幅增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