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周行业和学术资讯推送
本周行业资讯
《Mckinsey｜Designing an end-to-end technology workforce for the AI-first era》： https://www.mckinsey.com/capabilities/mckinsey-technology/our-insights/designing-an-end-to-end-technology-workforce-for-the-ai-first-era?utm_source=chatgpt.com
导读《麦肯锡｜为人工智能优先时代设计端到端的技术人才队伍》
当生成式AI从工具走向“协作者”甚至“执行者”时，企业技术劳动力结构究竟会被如何改写？麦肯锡这篇报告全面考察AI优先时代技术劳动力重组的主要机制、现实张力及其对职业分层与组织变迁的深层影响。报告指出，当前越来越多机构已不再把AI视为单纯的效率插件，而是将其嵌入招聘、培训、外包和组织治理的全过程。企业为了应对成本压缩、地缘风险、供应商价值链重组和人才再配置等多重压力，只能将技术岗位从规模扩张改为能力重构，组织竞争的关键也由人力数量转向人机协同质量。
《新京报书评周刊｜AI时代，文科还有出路吗？》： https://mp.weixin.qq.com/s/4krl3wHyyQimGtSx5XrFxw
《知识分子｜中国的大学老师，到底能挣多少钱？》： https://mp.weixin.qq.com/s/U8kJVMqR7J3x1Inr0FTjGA
《第一财经YiMagazine｜AI改变组织架构，咨询业已经开始了》： https://mp.weixin.qq.com/s/hPJ4AnQCeQ0wBwdm7qeYtA
《国际劳工组织北京局｜平台劳动者劳动基准权益保护：国际经验》： https://mp.weixin.qq.com/s/7pPKxOA7Bt26Xc7ljp0nLA
本周学术资讯
Vaccaro, A., & Gisselquist, R. M. (2026). Past stateness, present strength: How (the lack of) state experience shapes today’s fragile states. World Development, 204(107408), 107408. https://doi.org/10.1016/j.worlddev.2026.107408
导读为什么有些国家即使长期接受国际援助，仍然难以摆脱脆弱状态？这篇论文利用覆盖100多年历史的跨国数据，基于民主多样性数据库构建“过去国家性存量”指标，并结合当代国家脆弱性分类，检验历史国家经验与当代脆弱性的关系。研究发现，一个国家过去是否长期具备国家最核心的两项能力（对暴力的有效垄断，以及稳定运转的职业官僚体系），会深刻影响它今天是否陷入长期脆弱。其中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主要是前者，而不是单纯是否拥有形式上的官僚机构。论文据此指出，国家建构的难点不只是当前政策是否得当，更在于一个国家是否拥有可继承的国家经验验。
Tu, W., Xiao, H., & Ni, X. (2026). When do citizens support corrupt politicians? The trade‐offs between corruption and competence.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puar.70132. https://doi.org/10.1111/puar.70132
导读当一个政治人物既有腐败问题、又确实能把经济搞上去时，选民到底会不会继续支持他？这篇论文基于2023年覆盖33个国家和地区、60座城市的大规模在线调查，分析公众在廉洁与能力之间如何权衡。研究发现，良好的经济表现确实会减轻腐败对候选人支持率的打击，但这种缓和远不足以抵消腐败本身带来的负面影响。整体上公众仍然明显更看重诚实而非能力。同时，在腐败较少的社会中，人们对腐败政治人物更不宽容，而低收入群体也比高收入群体更不愿意用廉洁交换能力。
Bhandari, A., Kass, T., May, T. J., McGrattan, E. R., & Schulz, E. (2026). On the na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739823, 000–000. https://doi.org/10.1086/739823
导读创业者真的是一群为了自由和理想，甘愿承受更高风险、换来更低收入的人吗？这篇论文利用美国国税局和社会保障署联合形成的行政面板数据，追踪2000年至2015年大规模企业所有者和劳动者的收入、就业和企业记录，审视企业家创业的收入回报、风险特征和进入障碍。研究发现，一旦不再依赖传统住户调查，而是把高收入自雇者完整纳入视野，自雇者的平均收入和收入增长轨迹都明显好于特征相近的受薪者。过去文献强调的非金钱动机、高启动成本和流动性约束，在行政数据中都没有呈现出同样强的解释力，反而是既有工作经验与更高过去劳动收入，更能解释谁会进入创业。
Elmholdt, K. T., Gill, M., & Nielsen, J. A. (2026). “how many interviews do I need?” an examination of interview numbers and sampling moves in qualitative research. Organizational Research Methods, 10944281261424516. https://doi.org/10.1177/10944281261424516
导读一项质性访谈研究到底需要做多少次访谈，才算方法上站得住脚？这篇论文系统梳理了2010至2019年562篇访谈型质性研究，通过文献回顾归纳出研究者决定访谈数量时常用的“抽样动作”。研究发现，高水平发表的访谈研究在访谈数量上差异极大，从极少到极多都有。但大多数文章并没有清楚解释为何采用该样本数，而且访谈数量与方法论标签、研究层级、场域数量或研究周期之间并不存在稳定而清晰的对应关系。论文因此反对寻找一个适用于所有质性研究的“标准访谈数”，主张研究者更应向读者说明样本是如何在研究过程中被打开、聚焦和收束的，也就是为什么访这些人、为什么到这里停止，以及这些选择如何服务于理论生成。
Ahmed, H., Haider, D., & Vyborny, K. (2026). The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of accountability: Quasi-experimental evidence from policing in Pakista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58(105614), 105614. https://doi.org/10.1016/j.jpubeco.2026.105614
导读强化问责真的一定会改善公共服务，还是反而可能逼得基层官员去操纵数据、制造看上去更漂亮的政绩？这篇论文利用巴基斯坦拉合尔警方的行政微观数据，采用准实验设计考察政治问责压力如何影响警察对公民报案的处理。研究发现，在执政党控制的选区对应辖区内，警方更不愿意把公民报案正式登记为犯罪。这并不是因为当地治安真的更好，而更符合“为了压低犯罪统计而少登记、缓登记甚至降格处理案件”的机制。而当新的数字化报案追踪系统上线后，由于上级更容易看到报案是否被处理，正式登记的犯罪数量反而明显上升。